荼见：

历尽沧桑终有蕴，岁积月累方有成。酡红醇香，恋不舍。脾胃暧昧，耐人味。不分九等喝亦得，解乏去疲沁人心。一啄一饮，莫非前定。一壶陈普话因果…..

茶，最初是因其具有药用价值进入人类生活的，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健身或保健的饮料。

《茶经》说茶“为饮最宜”，包含着两重意思：

一是可以防治一些疾病，但有一前提，即必须是“精行俭德之人”，并有一个限量，即“聊四五啜”，还要采摘适时，精工制造，不含杂草，其疗效则因茶的产地而异；

二是可以“荡昏寐”，（见《六之饮》）并把它作为一种精神生活中的“饮料”，这在我国古代文人的诗词歌赋中也可以常常看到。茶传至国外以后，开始也有类似的情况，日本的茶道，更是把饮茶用作促进精神文明的典型。

《茶经》对茶的防治疾病的效能所提出的前提，即饮茶的必须是“精行俭德之人”，也就是指过去所谓的“君子”，这就意味着，不是“精行俭德”的人，饮茶就不能获得应有的效益。这样的提法，从现在来看，显然是错误的。但陆羽之所以这样提，应和《茶经》的写作思想密切相关。

陆羽虽出生贫苦，却以一个僧徒的身份长期在寺院中生活，长大以后，又不间断地学习儒家的著作，并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相往来。因此，把他在这种条件下所形成的思想反映到他的作品上来，这是很自然的。

由此而联系到陆羽在《六之饮》中把人民群众之间根据流行的煮茶方法所煮成的茶，视为“沟渠间弃水”，这可以说，《茶经》作者是以封建士大夫阶级的饮茶习惯来论述茶的饮用价值的。

茶的健身和药用价值，古今中外，论述颇多，近来更有所发展。

在我国古籍中，有许多关于茶可防治疾病的记载，有的甚至说茶可治百病，为“万药之药”（见唐代陈藏器《本草拾遗》），有的说饮茶可以长寿（见宋代钱易《南部新书》），而《茶经》提了6种功用，即可治“热渴”、“凝闷”、“脑疼”、“目涩”、“四肢烦”和“百节不舒”。

至明代，钱椿年撰、顾元庆校的《茶谱》中，除了“止渴”、“明目”、“除烦”、与《茶经》所提的类似外，又加上了“消食”、“除痰”、“少睡”、“利水道”、“益思”、“去腻”等6种，这样，仅《茶经》和《茶谱》两书就一共列出了12种效能。此外，在其他古籍中，还提出“轻身”或“令人瘦”、“去人脂”（见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本草拾遗》及宋代赵希鹄《调燮类编》），“醒酒”或“解酒食毒”（见《广雅》及《本草纲目》），除“瘘疮”（见《本草纲目》），治“伤暑”（见宋代陈承《别说》），“能诵无忘”即增强记忆力（见南朝梁代任昉《述异记》）等等效能。

茶的这些防治疾病的效能，古人都是从实践中得到的。我国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在他的名著《本草纲目》中还论述了茶的药理，他说：

“茶苦而寒，阴中之阴，沉也，降也，最能降火。火为百病，火降则上清矣。然火有五火，有虚实。若少壮胃健之人，心肺脾胃之火多盛，故与茶相宜。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，热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，又兼解酒食之毒，使人神思闓（通恺，欢乐的意思）爽，不昏不睡，此茶之功也。”

《本草纲目》又引述前人和李时珍本人的见解，在“主治”项下，综合茶的功效共有七条：

“瘘疮，利小便，去痰热，止渴，令人少睡，有力、悦志。”（引自《神农食经》）

“下气消食、作饮，加茱萸、葱、姜良。”（引苏恭语）

“破热气，除瘴气，利大小肠。”（引陈藏器语）

“清头目，治中风昏愦，多睡不醒。”（引王好古语）

“治伤暑，合醋治泄痢，甚效。”（引陈承语）

“炒煎饮，治热毒赤白痢；同芎藭、葱白煎饮，止头痛。”（引吴瑞语）

“煎浓，吐风热痰涎”（李时珍语）

此外，在“发明”项下，还引用苏轼的话，说：“饮食后浓茶漱口，既去烦腻，而脾胃不和，且苦能坚齿消蠹。”

《本草纲目》论饮茶的利害，比前人有较大进步，主要表现在：①用中医的辩证论治的原理说明了药理；②引用了前人的论点，利害并述；③加上了“煎浓”、“炒煎”、和“温饮”、“热饮”等煎饮方法。《本草纲目》还提出“嗜茶成癖者，时时咀啜不止”，也会导致疾病。当然，过量地，特别是晚间或睡眠以前饮茶，对睡眠是有妨害的。空腹饮浓茶，以及饮过浓的茶，更使人有不舒服的感觉。但这是饮茶时间、数量的掌握问题，也是由于人的年龄、体质不同，对此能否适应的问题，而不是茶的药物作用问题。

在如今，在利用科学技术对茶进行研究中，茶的一些成分及其相关的药理功能也得到了论证。但茶不是万应灵药，主要是一种健身或保健的饮料。饮料用以解渴，这就是一般饮料的主要作用。